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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铃岩村第6组组长李洪指着福临养殖有限公司的排污口，一脸凝重。上方白色建筑就是猪舍。张春燕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介绍了我国畜禽养殖污染相关情况和解决模式。

　　打从养猪场在上游运行起来以后，李洪和周围71户村民就开始了和养猪场的各种“交锋”。战线年。饮水管架设了一茬又一茬，村民的诉求只有一个：还净的饮用水。

　　李洪的家在大山深处，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铜铃岩村，离清江水布垭库区直线距离约两公里。清江水宁静开阔，为长江一级支流，古称夷水，因“水色清明十丈，人见其清澄”而得名。清江全长423公里，流域内山明水秀，两岸山峦叠翠，号称“八百里清江画廊”。铜铃岩村，就在清江以北的大山之中。

　　在养猪场运行前，李洪和村民们喝着山泉水。“没想到，养猪场建起来以后，我们喝的水还没有猪喝的干净。”

　　李洪口中的养猪场兴建于2002年，2004年底投产。当时，县里招商引资，把村子上游直线公里内的废弃水泥厂改为规模化养猪场——巴东县福源养殖有限公司（2015年底更名为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

　　关停水泥厂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引进养殖场也有另一层深意：巴东县是深度贫困县，扶贫攻坚任务重，规模化养殖场入驻或许能为周遭农民脱贫增收带来曙光。不过，曙光一直没见到。

　　李洪永远记得2006年的正月初一，他推开门到自家鱼塘里一看，大吃一惊：2000条长到三四斤重的鱼，一夜之间全死了。鱼塘里的水又脏又臭，“山上的养猪场排出来的粪污，把水塘里的水污染了。”李洪又急又气，“杀他们的心都有了”。

　　他一怒之下冲到山上的养猪场门口，养猪场大门紧闭。他徘徊着，盘算着，脑子里很乱，想着“如何讨个说法”。他喊了叫了，大门依然紧闭着。最终，没人出来交涉。“我真是该背适（编者注：指倒霉）。”李洪悲愤交加。

　　买一尾鱼花1块8毛，好不容易养到三四斤，一斤能卖3块钱，2000尾鱼就是6000斤。一夜之间，18000元打了水漂，还没地方说理去。新春佳节，眼看着邻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李洪独自依在墙角抽闷烟。

　　“2006年起，种田的时候怪事连连，以往能长1人多高的水稻，再也结不出果实了。田里臭气熏天，跑到小溪边一看，水里有米糊一样的东西，黑黑的一团。捞起来一看，那就是粪水啊，可以直接灌田了。”覃大姐的家与李洪家仅一路之隔，说起养猪场的影响，她愤愤不平。小女儿嫁到宜昌，生下小孙子后，都不愿回娘家来，“他们说太臭了”。

　　覃大姐把田里的变化归咎到养猪场的排污，她说村里已经不种水稻了，改种玉米，“米也要自己买了”。

　　猪场上游的8组、再下游的12组共300多人的饮用水，都受到影响。村民反映到镇政府、县政府，最后在村干部协调下和养猪场达成共识：从养猪场里接一根直径15毫米的钢管出来，作为新的饮用水水源。

　　“这根水管没用多久也不行了，大概两三个月就不用了。”12组的村民刘美权回忆说，“养猪场说自己也缺水，有时有水、有时没水，断断续续。”后来，刘美权家只好到附近约3公里的另一个水沟引水下来。

　　李洪的哥哥李阶认为有人把阀门关了：“那根水管接在养猪场冲洗猪圈的阀门上，本来承诺我们一定有水的，谁知道他们有时还是把阀门关了。没水的时候，我们只能又走几公里的山路到养猪场，找在里面打工的老乡，把阀门打开。”

　　村民始终认为，自己喝水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养猪场那方。“而养猪场很强势，就算去沟通，通常连门都进不去。”

　　可在福临养殖有限公司厂长王传国这里，他也一肚子苦水。“以前，村支书过来协调过，我们就把自己场区内的一口井全给村民用了。江南电竞官网app下载遇到枯水季，我们也要上山找水，根本没有什么阀门之说。”

　　2011年，为了解决村民饮水难问题，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村民做出妥协并和养猪场达成协议，从新的一根水管取水，村民又能喝上干净水了。

　　尽管这根水管取水口在别处，但中后段顺着村民的房屋延展下来，最终还是和开始那两根废弃的水管并排在一起。3根粗细不同的水管组合在一起，有的被泥土盖住，有的着江南电竞。公路一侧的沟壑内、村民屋后自建的蓄水库边，只要留心，都能见到这些水管。有的已经断了，不知下一段又从哪里冒出来。水管就像绳索，把村子、养猪场和大山捆绑在一起。

　　同样觉得委屈的，还有导致村民饮水难的“始作俑者”——巴东县福临养殖有限公司。“我们是外乡人，老家在福建，大老远到这里来投产养猪，钱没挣多少，麻烦不少，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老板娘林雪英50岁开外，身材瘦削，说到和村民的冲突，眼泪一下涌出来。“县环保局让我们整改，我们也改了啊。”

　　由于养猪场对下游村民造成的饮水影响，村民在2014年底又再次举报了养猪场。在巴东县环保局出具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巴环改字〔2015〕1号）里清楚地记录着：“县环保局于2015年1月14日对养猪场进行检查发现，公司污水处理站一级强化池管道堵塞，生猪养殖场区产生的污废水从污水处理站进水口排入环境。公司污水处理站人工湿地无湿地植物，人工湿地垫层内积淀大量污泥，失去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作用。”

　　县环保局责令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前改正上述环境问题。直到4月15日巴东县环保局再次到现场勘查发现，污水没有经过场外污水处理站，依然直排环境。场内的粪便、污水没有进行干湿分离。污水直排严重污染了环境。

　　同年5月12日，巴东县环保局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上，反映出福源公司的整改进展。监察结论为，“公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改，对场内废水增加了干湿分离机，对沉淀池进行了隔区，搭建了阴雨棚。场外污水处理站外排水不带干粪，但污水处理厌氧池内干粪需进一步清理，人工湿地内植物生长效果不好”。

　　2018年9月29日下午，李洪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村支书熟悉的嗓音：“养猪场直接负责人林某被抓了。”那一瞬间，李洪不知道怎样形容心中的感受，百感交集。倒是覃大姐心直口快：“高兴，我是真高兴。”

　　“养猪伤透了心。”福临养猪场老板娘说，“就算政府不关停，我们也不想养了。”

　　养猪能脱贫吗？以饲养20头母猪的猪场计算，一头母猪一年可以产2.2胎，每窝生产约10头小猪，一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20头育肥猪。每头肥猪可以赚到350元~500元。20头母猪一年可以出栏400头育肥猪，基本上能赚到14万元以上。巴东县野三关镇一家贫困户从事生猪养殖，1年后赚了20万元。同时粪污还田，养殖和周边农户种养结合也得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法稳介绍说，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总量不断上升，2016年大牲畜年底存栏头数为11906.41万头，产生大约30亿吨畜禽粪便。“这些畜禽粪尿资源化利用还没有找到有效途径，导致畜禽粪尿污染严重。同时，由于畜禽粪尿处理率较低，大部分进入环境，造成环境污染。”

　　一方面是让百姓增收的畜禽养殖产业，另一方面是亟待保护的生态环境，两者能否兼顾？其实，铜铃岩村村支书张自权一直有他的思考。他曾和养猪场老板沟通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比如建造沼气池，把产生的废弃物循环利用起来，输送沼气给村民用。他还想“借助精准扶贫的路线，让老百姓共同致富”，“如通过养殖大户和村民进行利益捆绑的模式，养殖场作为技术指导，指导农户养猪”，但因为种种原因，想法没能最终落地。

　　事实上，从全国情况来看，畜禽养殖业资源化利用已有成熟的模式。根据农业部畜牧业司2017年的相关统计，我国目前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上主要有7种典型模式，分别是粪污全量收集还田利用模式、粪污专业化能源利用模式、固体粪便堆肥利用模式、异位发酵床模式、粪便垫料回用模式、污水肥料化利用模式、污水达标排放模式。

　　不少养殖场户粪污管理水平低，也没有找到低成本治理粪污和“有利可图”的资源化途径，因而大量粪污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直排导致污染。针对这一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助理孔源博士认为，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组织、监管和引导，推动养殖场户配备粪污腐熟和粪肥贮存池等必要设施，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构建粪肥收运还田的市场化机制。

　　“以铜铃岩村这家养殖场为例，可以采用‘全混原浆、就地腐熟、就地贮存、就近利用’的方式，推动规模化养殖场配备足够1~2个月粪肥产生量的贮存池和收运喷施车辆，并与当地的种植基地或需肥农户结成粪肥供需市场化关系，解决粪污资源化问题。1台收运车、1~2个工人，将积存的沼液粪肥卖给种植户并喷施到位。”孔源说，这样不仅能大大降低养殖场粪污治理的成本，又能大大降低种植户施用有机肥的劳动强度，免去购买和施用化肥的成本。对养殖户来说，只需配备腐熟池（沼气池或化粪池），不需要“干湿分离”等复杂的设备和处理工艺，就可以实现粪污“用得掉、不排放”；种植户用购买化肥一半的价格买到了粪肥和施肥服务，便捷省力，提质增产。如果周边种植户一开始不能普遍接受沼液粪肥还田，可以尝试示范户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