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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目前造成水污染的原因不仅在于污染物排放量加大,还在于确保水体维持最低环境需求的水量减少了。由于水工程、截流等各种原因,环境容量没有办法削减水污染物。”北京大学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劲对当前的水环境承载能力非常担忧。

　　“法律责任规定到位、执行到位,法律才有威慑力,才能长出牙齿。”高吉喜委员说。

　　汪利民委员与朱专兴委员建议,既要加强水环境行政与司法的制度衔接,也要完善水污染行为的法律责任。

　　沈奎林委员建议,结合《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建立地下水污染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地下水环境危害的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和个人要依法追究责任,始终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势。

　　施中岩委员建议,进一步完善船舶水污染防治的法律责任体系,对不符合船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违法行为,增加法律责任江南电竞登录平台。

　　一些委员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建议,要进一步强化法律责任,完善水污染防治法。

　　全国政协委员郑心穗介绍,在水污染治理的体制创新方面,湖北长期走在全国的前列,特别是先行先试出台了多部地方性法规,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地方水事立法体系。在湖北省的地方立法工作中,“破除体制顽疾,强化地方政府责任”是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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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对地方政府的“环保约束”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对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责任总体上虚位、缺位,甚至出现相关职能部门代地方政府“受过”的情况。

　　为此,湖北在《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等相关立法中专设“政府职责”一章,建立了以行政首长负责、年度目标考核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明确地方政府对水污染防治、湖泊保护等工作的领导责任。

　　结合湖北涉水立法经验,郑心穗认为,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要正确处理地方政府职责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职责的关系,强化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总责”。

　　郑心穗建议,结合“水十条”“河长制”等国家治水新理念、新举措,建立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对水环境质量改善负统筹责任、领导责任。在此基础上,上级人民政府应对下级人民政府的水环境质量改善工作实行年度目标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作为当地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任职、奖惩的重要依据。

　　“修正案草案把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加强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与生态保护作为立法重点,但如何将这些制度落地,仅靠行政机关上下级监督是不够的。建议重视环境司法监督的意义,加强水环境行政与水环境司法之间的制度衔接。同时,水污染法律责任仍存在模糊之处,需要完善。”汪利民说。

　　汪劲同样建议,进一步明确流域水环境保护联动协调机制中的主体、对象、目标和内容,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政纪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周健民认为,水资源具有多功能性,水环境质量改善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可以胜任水污染防治的全部工作。

　　“因此,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如何在政府涉水职能部门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职责分工,是破解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顽疾的重点和难点。”周健民说。

　　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由环保部门牵头制定,其中明确规定了环保部门的“统管地位”。虽然也对其他涉水部门的水污染防治职责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主要是赋予环保部门水污染防治的监管职权。

　　与此同时,其他涉水部门也以本部门为主,牵头制定了水法、水土保持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航道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使得水利、农(渔)业、国土、林业、交通等职能部门也依法成为相关行业、领域涉水事务的“主管部门”。

　　周健民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涉水各部门均从自身职能、行业角度出发开展工作,根据自身需要制定各自管理目标,缺乏整体性考量,没有必要的协调与整合,往往发生权责交叉和监管冲突。

　　“虽然从形式上看,各部门都在履责监管,但目标的冲突必然带来实际管理上的不协同,导致‘九龙争水’‘各自分割为政’,监管效率与效能不高,不利于水环境质量改善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周健民说。

　　为此,周健民提出了两方面建议:一方面,摒弃“主管与分管”“统管与配合”的部门分割管理体制,建立“整合式执法”体制。另一方面,建立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执法协调、协作机制,增强执法的协调性、协同性。

　　程萍委员指出,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增加“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内容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一大进步,但这些规定只是原则性、指导性的,缺乏执行力,需要进一步完善。

　　“加大农村面源污染治理财政资金投入,建立政府、社会与农民多元共治体系。”程萍建议。

　　高吉喜认为,针对法律责任问题,修正案草案较之现行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有较大进步,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水污染违法成本仍然过低,承担责任力度较小。本次修法增加了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丰富了法律责任的内容,提高了行政处罚力度。但对水污染案件来说,许多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害巨大,相比而言,处罚力度仍然过小,起不到威慑作用江南电竞登录平台。

　　“如罚款规定了具体数额,但计算标准和方法不科学,仅从经济成本看,企业与其花钱治污,不如暗管偷排,被环保部门查到,主动交罚款了事。”高吉喜说。

　　与此同时,法律不但要规定相应法律义务和权利,还要规定不履行法律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但是,修正案草案许多条文却存在有职权无职责、有权利无义务问题。这一问题在规定政府及其部门法律责任时尤为突出。实践中,这可能导致相应条款不具操作性,缺乏威慑力。”高吉喜指出。

　　一方面,草案应全面、系统检讨有关行政罚款条款的罚款数额及其计算方法,改变对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处罚方式,考虑采取“比例罚”的计罚方式,将罚款数额与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或其通过违法行为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挂钩,以提高水污染者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要按照“责权相统一原则”,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机制,对修正案草案中有关命令性规定、禁止性规定补充对应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明确水环境质量不达标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确保“涉水”各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使法律更加具有权威性、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