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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处于科技变革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交叉点。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发展格局和国家安全生态。

　　人工智能的三大基石是算法、算力、数据。从算法上看，过去几年，以Transformer架构为基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于深度学习的大语言模型不仅展现出惊人的语义理解能力，还使得机器能够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图像甚至音频、视频内容，极大便利了思维内容的输出。

　　信息输入与输出的过程变得便捷，相应地，算力也在这一时期飞速发展。芯片工艺从5nm逐步向3nm及更先进制程演进，为大规模并行计算提供了硬件基础。

　　在数据方面，新款产品开始内置先进的AI芯片，通过本地化处理提升响应速度和数据隐私保护力度。AI技术已经加速向普及化和场景化方向发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制高点，通过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增加研发投入、构建创新生态等多种方式，力图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争中占据先机。这种竞争早已超越纯粹的技术层面，延伸至产业链、供应链和标准制定等多个维度。

　　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种先进生产力，从积极方面看，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赋能国家安全。

　　在军事领域，智能无人系统大幅降低了作战风险，同时提升了侦察和打击的精准度。智能无人系统已经在战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先进的情报分析系统能够从庞大的数据海洋中迅速捕捉关键信息，为战略决策提供及时支持，将传统情报工作中耗时耗力的数据处理工作压缩至最小。

　　在网络安全方面，AI防御系统能够实时监测网络流量，识别异常行为模式，在攻击形成前将其拦截。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风险预警机制，已成为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手段。特别是在面对新型网络威胁时，这种基于AI的主动防御比传统的被动响应更具优势。

　　对于产业安全，智能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极大地增强了生产网络的韧性。当国际供应链面临中断风险时，智能系统能够快速调整生产计划，寻找替代供应渠道，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这种能力在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甚至地缘政治冲突时尤为关键。

　　与此同时必须看到，人工智能给国家安全也带来了威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滥用对政治与经济安全的冲击。深度伪造技术使得虚假信息制作变得简单高效，恶意行为者可能利用这一技术制造虚假新闻，伪造政治人物言论甚至军事指令，引发社会混乱或战略误判。此外，自动化的网络攻击工具使得网络犯罪的门槛大幅降低，攻击的规模和复杂度却大幅提升，这对网络防御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其次是系统脆弱性对战略安全的威胁。随着AI系统在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的广泛应用，“黑箱问题”带来的风险日益凸显。当这些复杂系统的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时，难以预测和解释的行为可能导致关键时刻的系统失灵。AI系统对数据的高度依赖也带来了新的攻击面，训练数据被污染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决策偏差。

　　更深层次的威胁在于治理边界的模糊化。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性使得技术扩散更加难以控制，民用技术可能被改造用于军事目的。这种边界模糊带来了监管上的困难，传统的分领域、分部门的管理模式难以应对这种交叉性挑战。同时，全球AI治理规则的缺失也加剧了国家间的不信任和误判风险。

　　首先，要强化技术自主与安全创新。面对国际科技竞争，必须坚持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突破“卡脖子”环节。这不仅包括芯片、算法等硬核技术，还包括安全框架、风险评估方法等软性能力。要建立国家级AI安全实验室，专注可解释性算法研发，确保AI系统在关键应用场景中的透明度和可控性。同时，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

　　其次，要构建多层次的数据主权保障机制。数据已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必须建立覆盖收集、存储、处理、流通全环节的数据安全体系。要实施分级分类的数据保护策略，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数据实行严格的本地化管理。

　　再次，要实施敏捷治理与伦理规范。传统的静态、刚性监管模式已难以应对AI技术的快速迭代，必须建立更为灵活、适应性强的治理机制。建立AI应用的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对高风险应用，如自动武器系统，实施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与此同时，要推动构建反映我国文化特色和价值观的AI伦理框架，确保技术发展的方向符合人类福祉。

　　最后，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AI治理体系的构建。在坚持技术竞争的同时，要认识到AI安全是一个全球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可主动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治理倡议，联合理念相近的国家推动国际规则制定，打破某些国家的规则垄断。同时，通过“数字丝路”等平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构建更加多元的国际技术生态。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今天，传统安全风险已突破主权国家的物理边界与政治藩篱，形成跨国界、跨领域的复合型威胁。国内冲突与国际博弈不再遵循单向因果链，而是形成彼此催化、相互强化的互动闭环。这种传统安全风险的内外联动效应，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而理解安全风险的内外互动逻辑，成为破解当前全球安全困局的关键切入点。

　　传统安全风险内外联动主要表现为内外冲突联动，指的是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现象。这种联动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直接传导上，还包括冲突的间接影响和衍生效应，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跨界性、复杂性和动态性。跨界性是指内外冲突联动跨越国界，涉及多个行为体，包括国家、非国家行为者（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如难民、移民）；复杂性是指冲突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多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难以单一归因；而动态性则是指冲突的演化过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因外部干预、技术变革或行为体策略调整而迅速变化。具体到内外冲突的联动路径，其主要表现为国内危机的外溢和国际博弈的内化。

　　国内危机向国际冲突的转化源于国内治理失效与全球化要素流动的交互作用。当内部政治动荡、经济崩溃或社会撕裂突破治理边界，危机通过难民潮、能源断供、产业链崩塌等自然外溢渠道冲击国际体系，同时国内政权可能通过制造外部冲突转嫁矛盾，将内部危机包装为地缘对抗议题。社交媒体与地下金融网络进一步加速危机扩散，使内部冲突演变为外部对抗的焦点。此外，外部势力还可能借机介入，通过军事援助、制裁施压或认知操控扭曲危机性质，形成“内部失序—外部干预—冲突升级”的螺旋链条。

　　国际冲突向国内危机的转化植根于全球化时代国家韧性与外部冲击的结构性失衡。域外战争、经济制裁与意识形态对抗，通过能源断供、产业链断裂等传导性创伤侵蚀国内民生基础，迫使社会矛盾显化；霸权国家以“民主输出”“规则重构”为名实施认知渗透，将国际阵营对抗转化为国内身份政治对立，激活制度脆弱带；技术封锁与金融脱钩则直接瓦解产业体系，制造结构性失业和财政危机。同时，国际冲突产生的“镜像效应”还会推动重塑权力格局，最终形成“外部震荡—内部裂变—治理失效”的恶性内化链条，使国家沦为地缘博弈的创伤承压体。

　　从国家安全的深层视角看，安全与发展的动态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冲突风险乃至更广范围的安全风险的内外联动。

　　全球化网络的复合交织放大了联动风险。能源、粮食、芯片等战略物资的跨境流动，使经济相互依存从稳定器转变为风险传导器。制裁与反制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催化关键领域“安全化”趋势，如当前常见的稀土资源“武器化”、数据基础设施“阵营化”和粮食贸易“政治化”。这些变化不仅重塑全球经济安全架构，江南电竞首页平台更通过价格波动、就业冲击、技术断供等渠道，将国际博弈压力转化为国内治理危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冲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具有代际传递性。江南电竞首页平台战争创伤塑造的集体记忆，通过教育体系、文化符号、社会组织等渠道固化为身份政治的基础框架。当经济发展难以弥合历史裂痕时，族群矛盾、宗教对立、地域歧视等结构性张力，极易被外部势力激活为新的冲突火种。社交媒体算法驱动的信息茧房，也会进一步极化社会认知，使国内政治成为国际博弈的观念战场。

　　破解安全风险内外联动的困局，需要从认知框架、制度设计与实践策略三个层面推进治理范式革新。

　　首先，重构安全认知的坐标系。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已经表明，以绝对安全和集团对抗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反而成为国际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只有超越“绝对安全”“排他安全”的传统思维，承认安全风险的“量子纠缠”特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安全与稳定。

　　其次，创新制度供给的交互界面。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仍需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联合国框架内构建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科技企业、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架构，形成安全治理合力，并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全球安全治理效能。要重点完善跨境数据流动、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的制度供给，通过“领域化规则”应对“跨界性风险”。

　　最后，培育韧性发展的共生基底。将安全能力建设嵌入经济发展进程，形成“以创新化解风险、以开放稀释对抗、以共享消弭冲突”的治理逻辑。通过数字经济培育安全技术生态，借助绿色转型重构能源安全体系，依托民生改善增强社会抗风险能力。这种“发展型安全”路径，可在提升硬实力的同时筑牢软实力根基，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正向循环。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海运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性支撑。作为“贸易动脉”，海运承担着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货运量，是和平时期的国际贸易网络核心枢纽，直接影响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国家经济的稳定运行。作为“移动国土”，海运是危机状态下的战略物资投送生命线，直接关系国家应急动员能力和国防安全体系的有效运转。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海运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海运是经济发展的命脉。远洋船队是国家经济的“晴雨表”，船队规模与航行效率直接决定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深度。16世纪，荷兰凭借全球规模的商船队，以“海上马车夫”之姿影响全球贸易，阿姆斯特丹由此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与美国的经济崛起均与海运能力的战略性建设深度绑定，从利物浦港的蒸汽轮船到纽约港的集装箱巨轮，海运能力始终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隐形推手。

　　海运是军事战略的投射。19世纪英国通过掌控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16条战略水道，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帝国动脉”，支撑“日不落帝国”霸权。美国依托巴拿马运河控制两大洋航运网络，奠定二战后全球领导地位。世界历史反复印证：谁能主导关键航道，谁就能塑造国际权力格局的走向。

　　海运可演变为制度性权力。历史上的海洋强国不仅拥有庞大的船队与航运网络，更通过规则制定、标准垄断、争端解决等系统性规则制定与法律体系建构，将航运优势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从而掌握话语权。

　　当前，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技术革命重塑产业逻辑、非传统风险叠加，进一步冲击国家海运安全。

　　一是地缘政治武器化。海运正成为大国博弈的隐形战场，从经济发展的主动脉异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边疆”。一方面通过控制战略水道，大国开展硬性争夺。海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依赖于咽喉要道，即狭窄的战略性海上通道。这些至为关键的水道为漫长的洲际海运航程提供了捷径，缩短时间并降低成本。正因为这些咽喉要道不可或缺，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就成为地缘争夺的焦点。另一方面通过制定航运规则发挥软影响。海运作为全球经济与战略竞争的核心场域，其规则制定权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如美国对中国船舶提出征收港口费江南电竞首页平台、增加对相关港口的控制等举措，实质是通过复合手段构建非对称优势。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制裁特定国家油轮，对船舶实施资产冻结，扰乱全球能源运输秩序，以“规则嵌套制裁”手段把制度作为博弈的政治工具。

　　二是技术标准阵营化。技术标准正成为海运竞争的新前沿，其制定权与主导权的争夺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一些国际平台的技术规范，逐渐从行业共识退化为阵营化工具，形成排他性竞争壁垒，对海运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

　　三是非传统安全危机常态化。海盗威胁的区域扩散与手段升级、气候变化引发的航道系统性风险、网络攻击的隐蔽渗透与链式反应、生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风险正呈现跨领域、跨地域、跨层级的复合叠加态势，其突发性、联动性和破坏性远超预测，亟须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

　　新形势下海运安全已超越传统航道控制范畴，演变为融合政治、经济、国防、科技等于一体的多维复合安全。新形势下，中国海运能力建设应聚焦强化海运防御体系、增强技术自主能力、加强规则博弈能力三大路径，将海运安全深度嵌入国家安全大框架，筑牢海上战略屏障，护航民族复兴征程。

　　一是强化海运安全战略设计，构筑海洋安全之基。海运作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顶层设计需区分“战略海运”与“海运战略”的差异性与协同性。前者保障危急时刻“送得出去”，后者保障和平时期“发展起来”。要构建全链条、多维度、前瞻性的战略框架，统筹国家安全与海上发展的平衡，精准施策筑牢安全屏障。

　　二是攻坚海运技术，自主打造海洋安全铁链。技术自主是海运安全的核心命脉。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与“卡脖子”风险，需聚焦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为海运安全提供硬核支撑，同时以技术保障供应链韧性。

　　三是突破海运规则主导权，掌握海洋安全话语权。海运规则主导权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与海洋权益。当前全球航运规则体系仍由传统海运强国主导，通过仲裁规则等机制，将海运优势变为话语优势。中国需以制度型开放破局，在规则重构中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跨越，推动海运规则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作为国家战略支点，需要特别强调在海事仲裁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建设。

　　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看，能源电力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当前，全球能源格局加速重构，国内能源转型深入推进，能源电力安全面临多重挑战，需以系统治理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能源电力安全防线，为高质量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作为支撑工业生产、保障民生需求、驱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动力源，能源电力安全直接决定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据统计，全球GDP增长与能源电力消费的相关系数高达0.98，能源电力供应如同经济运行的“心跳监测仪”，如出现任何波动或中断，不仅金融、通信、交通等关键领域将陷入瘫痪，还会引发产业链震动，甚至引发连锁性社会危机。

　　能源电力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而能源电力安全正是其中的关键维度。能源电力系统已成为继国防、粮食之后的第三大战略安全领域。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能源供应链脆弱性凸显。能源电力安全已从单纯的技术问题上升为涉及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政治议题。

　　能源电力安全保供是重要政治任务。能源电力保供既是民生底线，更是政治责任。目前，我国已将电力保供成效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面对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能源电力行业需进一步强化应急响应能力。国家电网与气象部门合作构建“星—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有效提升了电网抗灾能力。但能源电力保供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对治理能力的考验，需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形成政府主管、企业主责、用户参与的共治格局。

　　能源电力转型需平衡安全、低碳与经济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新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大规模并网对电网调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煤电作为当前的保障性电源，其低碳化改造面临成本压力。常规电源保供应、新能源调结构的思路已逐渐达成共识，但如何实现煤电与新能源优化组合仍需突破技术与治理瓶颈。

　　终端用能电气化加速，能源安全风险向电力系统传导。随着终端电气化率持续提升，传统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安全问题逐渐转化为电力系统安全问题。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对充电基础设施提出更高需求，若配电网承载力不足，可能引发局部过载。此外，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攻击可能通过漏洞渗透至电力控制系统，威胁整个国家电网的安全。

　　多维风险交织叠加，能源电力安全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结构性短缺、极端天气、地缘冲突、供应链中断等风险交织叠加，不断考验能源电力系统的抗压能力。此外，电力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价格信号失真，难以激励灵活性资源投资。跨部门协同不足，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共生治理能力不够，影响能源电力的保供能力和转型进度，能源电力安全治理体系亟须加快现代化转型。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统筹能源电力转型发展与安全治理。强化顶层设计，将能源电力安全纳入“双碳”目标战略全局，制定分阶段、差异化的转型方案。勇于摸着石头过河，坚持“先立后破”，优化能源结构，在大力发展风光电的同时，保留一定规模的煤电作为应急调峰电源。完善政策体系，通过碳市场、绿电交易等机制引导低碳技术投资。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能源电力治理，防范供应链“断链”风险。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灵活性与智能化水平。新型电力系统具备“高比例新能源、高度灵活性、高度智能化”特征，需在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电力持续可靠供应、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实现电力系统由原来的“源网荷”三维要素向“源网荷储”四维要素转变，最大限度确保新能源就地利用和高效消纳。在技术层面，推进虚拟电厂、储能、氢能等技术应用，增强系统调节能力，发展微尺度灾害预警技术，进一步提升电网韧性。在治理层面，推广“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推进能源电力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筑牢风险防控屏障。完善政策法规，明确各方权责，强化能源电力安全监管。创新治理工具，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实现能源全链条监测。加强跨部门协同，建立涵盖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能源电力安全生态圈。从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严标准审视能源电力安全，综合运用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指导能源电力安全工作全局，不断完善能源电力安全治理体系，守牢能源电力安全底线，保障社会各领域平稳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