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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至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东西冷战和“旧金山体制”背景下，日本政府在与美国联盟的同时，在对华关系上，一方面致力于让中国的台湾地区留于西方阵营，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赢得中国市场并优化安全环境，一直奉行既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政治及外交关系，又与中国大陆维持经济及文化交流的“政经分离”的原则。政经分离形成之初本质上是依附于美国战略的外交机制，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国力的增强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它反过来起到了牵制美国对华外交的作用。这一政策对日本的对华关系也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既有助于实现其阻碍两岸接近的政治目标，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先于美国实现对华邦交正常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之日，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日台和约》，这是日本加入旧金山体制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必然结果。但战后日本不愿轻易放弃曾不惜以全面战争试图独霸的中国市场，这为政经分离政策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所谓“政经分离”，通常是指二战后一段时期内日本在政治外交上承认台湾当局的同时，也与中国保持经济及文化交流。实际上日本历届内阁均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民间与中国大陆发展贸易，即日本政府在不影响确保中国的台湾地区留于西方阵营的政治目的下，也支持中日民间的商贸及文化交流。政经分离可以说具有左右逢源的战略特征。就如为战后日本拟定基本发展路线年的“吉田书简”中所说，“日本终究希望与邻邦中国建立全面的政治及通商关系”。但同一年日本外交当局在评估英国对日和平条约草案的绝密文件中则称，“我方对台湾和澎湖归属中国的规定没有异议”，“但台湾落于之手，事实上会对日本十分不利”。之后随着联合国中主张接纳中国的成员国越来越多，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内阁则都是以确保中国的台湾地区留于西方阵营为前提与美国高层协议对华政策的调整。由此可见，在把握政经分离的实质时，将重点置于日本具有追求中国与台湾当局并立的政策目标之上至关重要。不过，对政经分离无论采取何种释义，它与当时美国采取的只承认台湾当局而拒绝与中国进行任何交流的“政经不可分”是不同的。这说明日本出于使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提出的政经分离原则，虽有辅助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但也存在着与美国的对华围堵政策有所不同的侧面。

　　围绕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这20年间日本对华关系中的政经分离政策这一议题，学界有诸多讨论，但尚未形成共识。既有研究成果大体可分四类。第一类是基于美国中心和冷战视角的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因丧失独立和外交权，所持对华政策本质上是追随美国战略的产物，这基本上是无视政经分离的政策意义的观点。第二类是认为政经分离的概念及其政策内涵具有很大模糊性，它适用于在有限时空解读特定历史问题，因日本在政经分离下的对华经济及文化交流有非政府性质，历届内阁即便在经贸方面也缺乏明确和系统的对华政策，20年间甚至连政府间经贸协定都不存在，故这类研究普遍将中日经济及文化交流与战后日本对美欧的经济与文化外交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为单纯的民间交流，仅客观上对中日关系发展有促进作用，基于这个视角的成果评价更侧重民间力量的历史进步性。第三类是认为这期间日本参与对华经济及文化交流的主体，多为财界、政界内的亲华、知华派人士，他们主要受个人意念或利益观的驱动，自发介入两国交流，故在评价上拒绝将这类对华活动与政府政策简单系结，并认为对此进行带有政治及感彩的包装不符合历史事实。第四类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政经分离影响力的研究，其中比较严谨的作品多伴有两个特征：一是很少将政经分离作为贯通历届内阁处理对华关系问题的原则予以把握；二是由于对政经分离的含义理解和解释不一，对特定内阁的对华政策评价会出现明显差异，如有的学者认为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是政经分离，更多学者则认为岸信介首相是政经分离的实践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岸内阁采取的是“两个中国”政策。上述四类研究之所以呈现观点的多元化，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中泛化法理上的“两个中国”概念或对政经分离的缘起、目的与各内阁的具体政策做了重叠处理。

　　针对先行研究存在的不足，笔者拟基于日本涉华解密档案及报刊报道与当事人的著述等材料着重做两方面的探究。首先，迄今的研究大多不重视政经分离在对华政策中的一贯性，而笔者认为20年间日本历届内阁在对华关系上虽无明确和系统的政经分离政策，但都有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并随状况变化拟制相应对策的外交事实。在此期间日本确实没有政府部门主导的对华政治活动和系统的经贸政策，但在关于对华经贸活动的监管上并非放任不管。如对于1958年前的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和之后的“友好贸易”推展，政府部门都厉行监管和扶持的职责；至于1962年至1967年的“LT贸易”和1968年至1972年的“MT贸易”，日本的内阁、外务省、通产省等部门在规划、施行到验收等环节都给予政策指导和实务把关，并按照相关制度处理有关问题，所以将此看作准政府的经济运作机制也未尝不可。其次，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倾力于对特定内阁期间与对华经贸活动直接关联的政策与活动进行考察，而笔者拟以历届内阁都具有借助政经分离发展对华关系的意图为前提，注目于其在一以贯之的政经分离下的对华政策与行动所达至的边界，并在弄清各内阁相关政策变化及变化原因基础上，讨论政经分离的实质和影响。

　　从国际法史和国际政治史上来看，日本历届内阁将政经分离作为对华政策的原则，也是日本加入旧金山体制尤其是被纳入美国远东国际格局的结果。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署后，美国为将中国的台湾地区建成西太平洋上的战略据点，急切期待日本放弃对中国市场的幻想而选择与“台湾”讲和，所以和江南电竞约签订后仅数日，56名美国参议员即联名致函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提出国会不会承认日本与签订和平条约江南电竞登录平台，要求白宫对日本施以压力。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在与中国妥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基础上重回大陆，以便自己在东南亚市场推行“科伦坡计划”时不至于遇上日本这一昔日的对手，英国外长莫里逊（Herbert Morrison）在和约签署的当天就劝说吉田首相，不必急着选择与台湾当局交涉。因此，吉田内阁为不得罪美英任何一方，更是为了在对华讲和对象的选择上确保本国利益最大化，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试探性的平衡策略。如1951年10月日本驻台北的事务所开设不久，吉田在国会答辩时称：如中国大陆同意，日本也可在上海设置同样的事务所。日本政府首脑如此就敏感时政作倾向性的表态，给予美国强烈刺激。于是，当时以国务卿顾问身份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亲赴东京劝说，督促吉田内阁尽快与“台湾”开启所谓“日中政府间”讲和交涉。美方的说辞是，日本如选择与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台湾”讲和，不仅有利于美国国会尽快批准《旧金山和约》，而且也有助于今后解决美日行政协定和琉球归还等问题时得到美国的协作。当日方领导人显出犹豫不定的姿态时，杜勒斯在再次会见吉田时就拿出了美国方面事前拟就的信函稿，强制要求吉田署名后寄出。这就是吉田于12月24日签署，表明日方因中、苏已签订以日本为“假想敌国”的军事同盟条约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至朝鲜作战，遂决定将与台湾当局讲和的所谓“吉田书简”。

　　“吉田书简”虽看似是美国主导，但日本方面也并非完全被动。作为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外交奠基人的吉田茂所持的时局观是“日本立国的基调应与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亲善互助”。为了实现发展而引进技术和资本，日本除了与美、英这样强大的海洋国家保持一致并成为西方阵营一员以外，“别无他途”。从这一点看，“吉田书简”并未脱离日本的外交根本，而是让美方就此给世人留下了骄横印象，这样不仅有助于日方在对台交涉中得利，也为之后日本以“轻武装、重经济”的吉田主义旗号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预留了空间。

　　实际上，日本在对台讲和上还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双方交涉之初，它主要体现在日本不认同美国的台湾当局是“中国统治者”的立场。吉田首相在参议院答辩时就称即将开始的对台交涉只是与台湾当局之间缔结的条约，它与代表中国的政府间缔结的“和平条约”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吉田内阁在日台交涉前就以日本民众及英国的反对为由，坚持把交涉的目标即日台协议定名为“日华条约”，而不是台方所要求的“华日和平条约”，以此喻示日方的缔约对象并非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而所签条约也不具有国家间和平条约的性质。最后日方为取得台方放弃赔偿请求权等让步而作出妥协，把该条约的适用范围改为“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遂与台湾当局签署了所谓和约。

　　吉田内阁以这种方式解决了对台承认和中日政治关系的切割，同时对产业界以民间身份与中国大陆建立经贸关系采取默认立场。1952年至1953年，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即在此背景下，分别以日本国际经济会议、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的代表身份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进出口总额均为6000万英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不过，从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规定乙方为“日本民间商工界的正式代表”的做法可见，还不能把这个双边贸易关系就认同为基于政经分离的经贸机制。也就是说，吉田茂虽有意为与中国大陆发展关系预留空间，但在其主政期间的中日经贸关系充其量只处于肇始阶段，真正使对华经贸发展为政经分离下的制度，是在1954年12月的大选中击败吉田的鸠山一郎组阁时期。

　　鸠山与吉田的政治理念有相当大差异，他上台之初宣称的政治口号即为“反对吉田的一切”。在1954年12月的广播节目中，鸠山进而称，北京也是“出色的独立政权”，“大陆民众”有建设国家的自由，所以日本人如果因其信仰“敌视那个国家，就是错误的”。这在当时日本“与对美一边倒”的社会舆论中，实为惊世骇俗的发言。1955年4月，鸠山首相竭力排除执政党内的反对意见，派遣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促成了现任阁僚与尚未建交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之间的历史性会谈。在此前后，经鸠山内阁的默许，以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东京，与日本的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展开商贸会谈，5月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就是其成果之一。该协定中值得注目的协议内容有多项：一是确认双方交易的支付和清算事宜由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签订具体交易合同来实现；二是双方在对方国家首都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以及该机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三是双方同意促使本国政府尽早举行中日贸易的“政府谈判”。该协定的政治色彩比前两次明显增强，其得以达成主要得益于争取到了鸠山首相的“支持和协助”。

　　这时的鸠山内阁之所以试图超越政经分离原则与中国发展政治关系，与中国方面积极展开“和平攻势”有很大关系。在鸠山内阁上台前夕的1954年10月，以朝鲜战争停战为契机，中苏发表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呼吁对日施加复交的压力，以孤立美国。同月，《人民日报》刊载题为《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社论，称日本是受美国控制的中间地带，为反制美国的对华围堵，应争取团结日本，号召两国人士为复交努力。之后中国驻外外交官和各界人士在多种场合展开活动，称日本加入旧金山体制和签订《日台和约》，都是美国胁迫所致，希望日本独立自主施行对华复交政策，对此日本外务省的评估为“的对日态度值得充分考虑”。鸠山首相则在1955年年初表明：“打算从贸易和交流入手，结束日本与中、苏两国的战争状态。”1955年3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题为《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活动的方针和计划》的文件。这是当时中国最高规格的对日文件，提出了争取日本人民、孤立美国、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实现复交的对日纲领。

　　然而此后不久，一直自诩反对吉田的鸠山却突然转变态度，他把东亚外交的方向作了倾向美国的调整，即仅将对中苏的外交目标锁定在解决对苏复交，而把对华政策的目标仅设定在政经分离之下发展经贸关系。在这个对华立场大幅倒退的背后，有美国方面加以制约的动向。

　　1955年1月，美国国务院给驻日大使阿利森（John M. Allison）的指令指出，斯大林去世后美苏之间正出现关系缓和的趋势，这时“要强制说服想对苏复交的日本就十分困难”。与美国高层对日苏关系改善所持的容忍态度相对照的是，该信函重申了“美国现在反对日本承认”的强硬立场。同年11月，美国驻日公使帕松（J. Graham Parsons）向日本政府递交的美国政府意见书称：第一，日本如朝着承认“政府”方向发展双边关系，将使日本国民落入“的战术陷阱”，这不仅会给自由阵营带来负面影响，也会损害日本的国际信用；第二，日本政府以为美国正在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误解”，美中大使级会谈只是为了对施加压力，使其放弃对台动武，但这不意味着要承认它，更不是要同意恢复其联合国席位；第三，发展对华贸易会给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培植对手，中国从日本等国进口战略物资，就能在全亚洲壮大可与日本进行竞争的工业和军事基础，至少美国为了保障自由世界的安全，不会撤销对中国大陆进行的贸易制裁。

　　但鸠山内阁并未简单地顺从美国意愿。当中法两国政府互设贸易代表部的消息被证实后，鸠山首相即指令政府部门就日本“设置贸易代表部的具体政策”展开研究，刚被释重回政界的甲级战犯重光葵外相还亲自赴华盛顿等地对美方政要展开说服工作，但得到的告诫则是不要对中国市场寄予过高期待，甚至对日方发出“领导人比苏联领导人更危险”之类的警告。这引发了日本政府部门内的反对以及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民众的不满。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小川平四郎就美国的对日限制感慨称：“日本不过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追随者。”在此背景下，日本出台了一个具有平衡意义的举措，1955年5月中日双方在东京签订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至1956年4月又被延长一年。而更具官方色彩且实际贸易额达到协定贸易额的15639％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继续施行，也表明政经分离下的对华经贸已在政策明确的支持下大体实现了制度化江南电竞登录平台。

　　1956年日苏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外务省根据鸠山首相的指示再次研究对华复交的可行性。根据解密外交档案可知，各方论证的结论为现在对华复交“不具备相应的国际形势”的否定性意见。不过，鸠山内阁的对华复交构想虽付之东流，但外交当局仍为完备对华经贸体制拟制了大量政策方案，其中有不少涉及展开对华政治接触的内容，如缔结官方性质的贸易及支付协定、渔业协定、互换邮件协定和互设贸易代表部等。特别是计划设立的贸易代表部，被外务省的政策立案者定位为“将来大使馆的基础”。然而，就在这些疏离政经分离指向的政策立案或政策构想汇集至政府决策层时，创建了战后日本两个著名保守政党——和自民党的鸠山一郎却由于国内外压力和执政基础脆弱而匆促下台。继任的石桥湛山在对华观上与鸠山不乏相近之处，但因病任首相不足百日，难以在开拓对华局面上有所作为。

　　1957年2月，岸信介外相被病中的石桥湛山首相推荐为代理首相，三周后因石桥辞职便自然出任首相。岸虽执着于信念，但在重视中国市场方面与前几任首相无太大差异，他曾与中村梅吉、浅沼稻次郎等众议员联名提出“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案”，1956年在国会通过。然而，岸信介任首相期间最看重的政务是提升日本国家的自主性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他基于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增强日本的自主性，还是实现国家经济的复兴，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所以在处理对华关系尤其是政经分离原则时，主张坚定地把政治置于经济之上，为维护日美关系的“合理化”，即便付出牺牲对华经贸关系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岸内阁发足之初，对中日两国人士为延长两国民间贸易开始协议新协定的动向并不反对，而当美国为此向日本示以“忠告”后，为避免刺激美方以致影响修订安保条约，岸内阁便对当事者施加压力，导致正待启动的贸易协定交涉被迫延迟。

　　1957年6月，岸信介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盛赞为战后日本“最强有力”的保守党领袖，并因其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说得到美方“能信赖的伙伴”的好评。于是，以为已取得美方信任的岸就在随后的美日首脑会谈席间，提出日本希望扩大对华贸易的话题，要求美国认可日本把对华贸易限制放宽到与对苏联贸易同样的水准。尽管美方对此未示肯否，6月下旬，岸内阁自称已取得美方对日方扩大对华贸易的一定理解，便自主决定放宽对华出口限制的尺度，使它与当时日本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限制，以及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维持相同的水准。9月，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交涉重新开始。当时双方的争议点在通商代表部的设置上，最后达成的条目规定：第一，双方在本国政府批准同意之下，给予民间通商代表部和代表部成员以安全保障及其他的便利；第二，通商代表部有权在建筑物上悬挂本国国旗；第三，通商代表部的人数根据需要决定，代表部成员及其家属可免摁指纹。显然，如这些要项若能够施行，就等于赋予其所设贸易机构以准外交机构的性质。换句话说，在文件免摁指纹和在建筑设施上悬挂国旗等，在与中国尚无邦交的日本已属抵触现行法律的事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